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万余的常住人口，浙西南山区有一座小县，叫遂昌。

  对话几位当地干部，一个相似的比方，道出了山区县乡村发展的总体思路：集中资源、分类施策。这也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千万工程”以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提及的要求。

  往哪集中？凭啥分类？历时一年，浙江农林大学和当地绘出一张“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把上千个自然村分成5种类型，因地制宜寻求发展路径。

  “哪些村好、哪些村差，我们拍拍脑袋基本能数出来，但具体优劣势是啥，还真说不全。”遂昌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朱说。

  一年前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提出一个“大课题”——摸清全县乡村的家底，从根本上回答好“乡村有什么”“乡村怎么样发展”两个问题。

  要么不做，要么做透。轮到朱发言时，他有两个提议：一是要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二是要实现全域实地调研。

  遍寻国内学术论文和政府课题，大家发现，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调研。可行性也是个问题，挨个村跑下来工作量浩大，遂昌找来了浙江农林大学团队。趁着暑假，8支由遂昌干部、浙农林大教师和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调研小组，各自认领2至3个乡镇，带着调研表和无人机开启了下村调研。

  “自然村不像行政村，没明确的矢量边界。”浙江农林大学挂职遂昌县发改局副局长徐鹏飞发现，根据地形地貌或传统惯习来划分，准确度都不高。他们找来行政村的报账员或会计，综合村民意见，到实地一处处指给大家看。

  航拍也遇到相似问题。自然村没有村委大楼，只能把房屋最密集处当做村中心，无人机在此起降，拍下全村实景图。“严谨起见，地图绘制时没有采用区块划分的形式，而是用人工确定的集聚点来代表自然村。”徐鹏飞说。

  从镇上开车40分钟，徐鹏飞带队一路盘山来到一处村庄。河边的小凉亭里坐着几位七八十岁的村民，河对岸是清一色的老房子。“我们尝试和村民聊天，发现老人们听不懂普通话，只能相视而笑。”他说。

  经过统计，村里户籍人口22人，非流动人口仅剩11人，平均岁数达到60岁；传统建筑占比在90%以上，茶叶和番薯是主要的产业资源。

  “相比城市和平原村庄，可进入性差的山村，老龄化现象更严重。”徐鹏飞说，“三个人四颗牙”的现状背后，是劳动力流失、土地抛荒，空心村越来越多。

  走进石练镇柳村村，鹅卵石和条石铺就的村道边，文化礼堂、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齐全，传统祠堂保存完好，村里晚会的舞台还没拆去。村干部告诉调研团队，村子紧邻新修的G528国道，周边平整的区块正在打造高标准农田。

  “村干部相对年轻、村容村貌现代化，村里停车难，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徐鹏飞说。

  就这样，确定每个村庄的区位，填入人口、土地、房屋等97项数据，一个个内有肌理、外有轮廓的村庄画像被描摹出来。这场40余人耗时1个多月的调研，用脚“跑”出超15万条一手数据。

  “村庄画像和人物画像一样，‘长’得好不好，不能光凭感觉，要有一套科学标准来评价。”朱打了个比方。

  综合各方意见，调研团队从97项数据中筛选出具有判定价值的35项，标准化处理后，赋予指标权重，凝结成“乡村发展指数”。

  在分数的指挥下，上千个自然村被划分成城郊融合型、集聚建设型、整治提升型、搬迁撤并型、特色保护型5种类型。每类的发展趋势都能用“一句话”概括：“城郊融合 与城共进”“集聚建设 重点推进”“整治提升 宜进宜退”“搬迁撤并 以退为进”“特色保护 进退有度”。

  “‘进’的自然村由行政村统筹规划建设，‘退’的自然村则需稳慎操作。”朱强调，

  在针对行政村的评价系统里，大家起初认为，下属自然村之间的差异越小越好。但他们探究实际案例发现，比起内部平均的行政村，有一两个发展基础好或具有特色资源的中心村，其他村庄向其靠拢，这样的行政村更具有集聚发展潜力。

  比如被仙侠湖环绕的红星坪村，下属7个自然村规模不大、布局分散、人口较少，因处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一直没能开发传统工业和文旅项目，按照评分大部分自然村属于搬迁撤并型乡村。“不过，红星坪村拥有‘温泉+湖泊+森林’的独特生态资源，未来将是‘两山’转化的富矿，我们认定它为特色保护型乡村。”朱说。

  坐落在山坳里的十三都村，围绕一家化工厂而集聚，“以往我们在乡村建设时基本不做重点考虑，但数据出来后发现是集聚建设型乡村。”他说。在企业带动下，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常可观，这样被遗落的“潜力股”还需挖掘扶持。

  数十年后，各类村庄发展的前路是什么？在朱看来，拥有独特生态资源或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型村庄，或许才是最终“留下”的村庄。

  “城郊融合型村庄主要为城市扩张提供空间，集聚建设型村庄又向着城镇化发展，最后演变成新村、新镇。”他说，“只有‘能讲故事’的特色保护型村庄从始至终保持乡村特质，能承载人们对乡村的精神需求。”

  然而，目前特色保护型村庄都会存在同质化现象。“一条老街两排店”“小青砖小青瓦、围墙种花”，千篇一律。“其实是基础性工作不到位，没有抓住乡村的个性。”朱设想，接下来要从乡村振兴图库中挖掘、细分，借助科学指标找出差异化路径。

  浙江农林大学挂职遂昌副县长严少君和记者说，在交通限制之外，山区县的人地限制比平原县更多：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让原本作为支柱的竹产业首当其冲；非粮化整治后，经济作物改为粮食作物，山区县农业面临很大的调整。

  此外，山区县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红线内区块更广，山区的传统村落更新慢，文化保护类区块也更多，这都让本就不宽裕的发展空间更显狭小。

  而随时代发展而退出的村庄能够把土地和空间腾出来，留出生态和文化保护区，优化布局规模化、机械化产业，严少君表示：“通过改变小农经济模式，从乡村生产关系入手撬动全局，这是一场系统谋划。”

  今年，遂昌计划依据乡村振兴底图确定“一村一策”，由有关部门配套政策要素，集中全县资源优先建设一批未来村庄，进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

  打开APP，引入乡村振兴图库中的区划、人口、交通等数据，朱花半天时间，就画出一张全县垃圾分拣中心规划布局图。

  它不仅是一份图册、一个指数、一种分类，还是能实时更新、智能分析的“宝库”。“以数据库为底，叠加不同的应用场景，就能为部门生成个性化报告、提供决策依据。”徐鹏飞畅想，这样的增值应用场景将有无限种可能。

  比如，为“大搬快聚”推荐优先搬迁的村庄，为“一老一小”基础设施空间优化、茶叶加工产业规划布局推荐点位……让政策和资金差序化、时序化落地。

  “我们打算在明后年继续组织调研，形成数据变化趋势，同时引入更多渠道的数据资源，逐渐完备图库。”严少君表示。

  以万顷森林为媒，遂昌和浙农林大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县里非常渴望技术人才支撑，浙农林大也希望师生走出象牙塔。”2022年5月，双方签署“全校服务全域”战略合作协议，严少君、徐鹏飞和陈英波三位浙农林大教师来到遂昌县挂职，随后参与到乡村振兴图库的项目中。

  “90后”徐鹏飞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入职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不到半年，就被派到遂昌，“从家乡陕西到浙江有很大的地域差异，通过挂职深入浙江山区乡村，从基层的视角看发展，能够找到很多契合实际的需求的研究点。”徐鹏飞说，这次项目也成为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

  严少君和记者说，校地合作正在探索共引共享的模式，在遂昌服务三年后再回高校，流动的人才正好对应变化的产业需求，也能避免学校人才“从高校到高校”，“不和种竹子砍竹子的人聊，怎么让竹产业研究落地？这是学校、地方和人才三方共赢的合作。”

  走进红星坪温泉酒店，院里随处可见独特的山石景观——藕白中透着翠绿，这是遂昌盛产的萤石矿。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酒店开发商正是一家矿产业主，他利用开矿抽排的废热水，开办这家高端向的温泉酒店。如今，三期项目正在规划中，持续为红星坪六七个自然村引来客流。

  在附近的湖山头自然村，“上林山舍”民宿背靠山林、面朝仙侠湖，吸引着长三角地区的游客。“我祖辈就是水库移民，村子原先有百来号人，等我毕业返乡的时候只剩下几个老人。”濮家栋和两个发小冲着自然风光，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当时周边只有温泉酒店，后来民宿、农家乐慢慢的变多，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起来，业态丰富多了。”

  从遂昌仙侠湖水丽公园观景台向对岸眺望，西山自然村零星几栋传统房屋之外，已经建起了阿里云数字创新中心、浩威数字中心、西山驿等现代建筑。截至去年底，“天工之城”项目已签约65家数字化的经济企业，招引全职人才45人。“没有绿道前，西山村没法通车，现在村民房屋价值已经翻了近三倍。”湖山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余志远介绍。

  “创业企业、返乡青年、社会资本，将是乡村从搬迁撤并、整治提升型扭转为集聚建设型的动力之一，也是挖掘乡村特色潜力的引擎。”朱说，城市资源的进入不是在乡村圈地、和村民争利，而是将城市的需求导入乡村，实现城乡共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