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史上最严”控烟令，国内几乎所有的机场、车站的吸烟室纷纷关闭，许多老烟民感觉“每一分钟都难熬。”

  控烟行动已经是“健康中国”行动的一部分，对这一项事关全民健康的行动，其实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热烈支持的，包括绝大多数的烟民。基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共识，即使是烟民自己，也知道不吸烟对身体更为有益，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对控烟工作采取的是理解、认同并给予支持的，但“健康中国”对控烟行动的政策与规定，也被一些反烟极端组织所歪曲与利用，而在一些“反应过激”的控烟措施与政策面前，烟民群体既无助又无奈。

  本人不吸烟，但反对机场关闭吸烟室。一是吸烟室所占空间极小，不影响机场的任何功能。其次吸烟室的烟都排到室外了，不污染机场环境。如果非要抬杠，说排到室外也污染，我就不争论了，没意思。同样，本人多年也极少吃烤串，但不反对饭馆用炭火烤串。

  烟作为流通售卖商品 如果禁止的话 黑市交易会大幅度提升 社会治安也会不稳定 结合上世纪初美国禁酒令 与其说禁烟 倒不如规范严禁吸烟的区域 禁止往往不是最有效的 （税务大头也是来自烟草）我说这话没有一点立场。

  机场没有关闭吸烟室，在候机楼门外有吸烟区，在家都能走两步去阳台吸，在公共场所走出去吸个烟也没毛病。

  还是要保留啊，怎么能一刀切。吸烟者也有吸烟的权利，不影响别人就是了，怎么能一关了之！

  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理解者也有之。其中，类似对烟民“毫无公德心”的指责这种言论是很多的，可以说，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烟民，是非常好用的一种方式，可以说一招制敌。但在文明城市的建设中，道德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

  烟头问题能够说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顽疾。每个城市都想尽了办法来解决烟头问题，但最好的解决之道却都默契地避而不谈。

  早在2016年，深圳就开始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探索，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也曾一度深入人心，但文明吸烟环境建设仅仅在全国推广了半年就因为控烟力量的反对而无疾而终。

  2018年7月份，山东威海曾开展了一次“烟头不落地，威海更美丽”的行动，不论是志愿行动还是新建吸烟室、灭烟柱等“文明吸烟”设施，都是强化基础环卫设施和推进“烟头不落地 威海更美丽”专项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举措，是促使部分市民养成良好文明习惯的有力手段，不仅节省了保洁力量，更是体现出社会文明的进步。自行动开展以来，不论是市民还是游客，都深切的感受到道路上、花坛内、绿化带等处烟头明显减少，文明吸烟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控烟组织认为，美丽小巧的吸烟亭或吸烟设施有诱惑人们吸烟的嫌疑，所以不应该为吸烟的人提供一切方便吸烟的设施和场所。人们不方便吸烟才会更有决心戒烟。

  这种观点其实与控烟必“罚“的观点一致，以为罚到你吸不起就一定能起到控烟的作用，没有地方吸烟你就一定会戒烟，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憋不住的烟民难免见缝插针，既然哪儿都没有吸烟之地，那就哪里都可以吸烟，找机会在大街上、拐角处做贼一样赶紧吸两口烟吸完扔烟头走人。

  排除了文明吸烟设施的建设，城市就只能依然用最原始的方法来解决烟头问题，发动大家继续在大树下、草丛中集体捡烟头。毕竟这种方法最正确、最无私、最温暖。

  控烟是一个社会问题，怎么样处理烟民与非烟民的权益、边界及公共关系非常重要。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弥漫着这样一种社会心态，即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老百姓对于突发的、伤害大的风险警惕性高，而对于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则往往防范不足。这一点，在吸烟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面对部分“不自觉”的吸烟者，如果劝阻者站在道德高地进行咄咄逼人的指责，非但达不到控烟目的，反而会引发吸烟者的逆反心理，因此导致纠纷的升级。

  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与之相生相伴的就是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际关系干燥化，以及价值观念上的个体化思潮。可是，以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为核心，以自力更生、自我约束为主要内容的个人主义，偏离了它应有的轨道，进入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歧途，成为吸烟问题冲突的思想基础。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当下，“抽烟惹冲突”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只有弥合“碎片间的缝隙”，让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良性互动，找到共同的利益关注点，才能让文明吸烟成为社会常识，让“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成为社会共识。让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互相理解，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一同成长，才是转型时期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应有图景。

  倡导控烟和健康生活是社会思想的进步，但并不代表将烟民边缘化，更不能将烟民推到控烟工作的对立面，对烟民进行道德绑架和人身攻击，只会激化矛盾，适得其反，并且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阻碍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