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汹汹疫情，以移动网络为基础，大数据、AI算法、WIFI指纹等技术综合运用的精准防控，在确保严控疫情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对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让数字治理进一步发挥效力、释放潜力，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实践。

  为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近年来各地加大了智慧城市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以数字政务为代表，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422个城市，涵盖1000多项服务，累计服务民众达9亿人次。

  但半月谈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防疫期间一些地方智慧城市并不智能，政务服务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弱，涉及城市管理、服务的智能化体验更是糟糕。

  疫情发生后，东部某城市开通了在线口罩免费申领服务，应该说，这本是一项人性化的便民服务，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

  该市市民张女士表示，为了抢口罩自己守着点紧盯手机，但是刚开始两次登录，系统都显示错误。“连续抢了三四天，一开始始终登录不上，没过两分钟口罩又领光了，感觉根本抢不到。”

  与此同时，智能管理末端许多基层干部也表示科技对工作支撑力有限，对许多并不智能的应用叫苦不迭。

  在东部省份某小区，由于防控疫情，小区出入来管理，居民填写有关信息后，发放纸质出入证明或者通行卡。填表、检查身份证、房产证、发出入卡……半月谈记者看到，不少群众排起长队等待办理、领取证明。居民手中的纸质证明和门口新设立的人脸识别门禁形成鲜明对比。

  受访社区工作者普遍表示，由于前期住户信息搜集不准确，加上目前工作人员手机端App没有相应数据录入模块，不得不采用填表这样的老办法。

  实际上，在大数据精准定位人群后，许多村庄、社区，基层干部还是不得不启用“土办法”，例如对居家隔离户只能采取24小时轮班“盯梢”，传递信息还是得靠打电话、“扫楼”。

  “因为有些应用模块是固定的，平时上报的信息选项没有体温这样的选项。”一名基层干部说，“下指令能够最终靠短信等，但反馈就困难了。个人隐私信息、体温等填写都是靠人工手写，整理完了再录入电脑，最后通过邮箱等手段上报。”

  此外，一些地区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政务信息化后，数据孤岛却依然存在：“各部门数据不打通，只能多头上报”“信息化反而增加了一道信息录入的工作”……

  针对数字城市实战能力，受访专家这样认为背后暴露出的是数字化转型缺乏系统性、日常积累不足、治理理念落后等三大短板。

  一是数字化转型缺乏体系性。近年来，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许多创新、探索没有打破部门藩篱，仍是内部“单打独斗”缺乏统筹。

  有专家表示，数字治理应该是一个包含各种“组织”“器官”的有机体概念：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市场主体数字化服务、社会组织数字化协同参与等，提升日常治理能力同时，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说，人民群众逐渐融入数字化生活，全方位的数字化使得防控措施得以落实做细。很难想象，假如没有数字政务服务、城市配送服务、网约车等，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怎么样开展大规模的居家隔离。

  二是重事后管控、轻事前积累。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表示，数字治理重事后处置，轻事前积累、研判。“比如一些日常社会治理中，价值密度高的数据缺乏系统分析和利用。”

  吕孝礼说，譬如110报警信息、12345市长热线信息等，这一些数据看似对疫情防控关联性不大，但最能反映基层治理弱点、盲点，如果有相关积累和研判，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就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置。

  三是理念更新落后于设施建设，软硬件不适配。部分地区虽然已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巨大，但领导干部、行政执法者的治理观念更新远远落后于硬件建设。不少干部思维仍存在“管控意识强、治理意识弱”“管理意识强、服务意识弱”的通病。

  受访专家这样认为，实现数字治理升级，不仅有赖底层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组织形式与治理理念、思维方法的系统性转变以实现“形神兼备”。

  首先是提升数字治理系统性。阿里云智能城市大脑首席架构师张琪伟表示，城市大脑部分应用已在20余个海内外城市落地，从“治堵之计”到“治城之策”背后体现的是数据作为驱动要素，从工具到系统的变化。

  钉钉有关技术负责这个的人说，加强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技术平台(“城市大脑”等底层架构)、管理部门(数据资源管理局)、用户体系(公务人员在线化)、数据积累等(部门间数据调用、共享)，并提升应急开发、应急响应的技术保障能力，短时间之内可以建立、开发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数据模型和治理应用。

  例如一些省市近年来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大数据管理部门，作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数据中枢。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蒋汝忠表示，大数据局并不提供产品，而是起到一个数据交互中枢作用，为其他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其次是转变治理思路。城市管理者宜从根本改变治理模式和思路，以数字治理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吕孝礼等专业的人建议，针对目前底层数据积累等问题，推动数据研判、分析前置，改变数据层层上报的单一模式。在上报同时，能够最终靠在不同层级、结点，设置数据分析岗位，实现对城市数据分析的分层化、精准化，从而推动整体治理的精细化。

  东部省会城市公安系统某领导干部表示，实际上，“大数据要做的恰恰是小事情”：通过情况摸排，发现社会治理的薄弱点、隐患点，事前未雨绸缪，事中快速响应。

  第三是将数字治理建设成果纳入绩效管理。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表示，数字治理投入并非拍脑袋、凑热闹，要将政府数字化转型等项目纳入绩效管理，搞好评价和反馈，防止项目成为“花架子”。